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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人每月出行都要为“堵”付费375元。忍受拥堵极限为53分钟。昨天，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在京发布“2008福田指数”，首次引用“拥堵经济成本”的概念，来描述不同城市居民上下班时因为道路拥堵而造成的经济损失。（6月12日北京晚报）

　　值得关注的是，调查发现，在拥堵最为明显的上下班高峰期，北京人可忍受的拥堵时间最长，为53分钟；上海人可以忍受49分钟的拥堵；广州人最多忍受45分钟；脾气火爆的重庆人可忍受的拥堵时间最短，为27分钟。在无法忍受拥堵之时，人们怨天尤人，更多的抱怨城市政府的交通硬件与监管不灵，然而，笔者觉得应该为“拥堵成本”埋单不仅仅是向市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

　　因为除了修路和采取“扬公抑私”策略，即发展公共交通抑制私人交通外，还有更多的“次优选择”。

　　一是以步当车，绿色出行。城市可以多搞一些“无车日”、“无车周”，特别提倡距离工作场所较近的市民骑自行车或步行上班，既减少拥堵，又减少尾气污染。

　　二是在家办公，减少出行。网络的多媒体功能，特别是比较成熟的电视电话会议技术，使得人们足不出户“远程工作”成为可能。美国有超过800万的白领全部时间都在家办公，我国城市应学习华盛顿的做法，为解决交通阻塞采取措施鼓励“远程工作”，让更多的市民成为SOHO一族。

　　三是避峰就谷，巧妙出行。同一个城市并不一定强调执行统一作息时间，作息制度可以多样化，弹性化，早来早走，晚来晚走。可设立专门平台帮助市民交换工作场所或交换住房，达到就近上班。同时，各大城市应减少成大规模的集会和聚会活动，这也是开展全民节约活动，支援抗震救灾的务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