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文明，在这灿烂的文明之光中也包含了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光辉，无数古圣先贤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了卓越贡献。那么究竟古代人都为环境保护做了哪些工作？我们要怎样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得更多？本版今日刊登理论文章，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在生态保护方面给我们的启示。
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文明令世人赞叹，而朴素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是古老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是崇尚自然、保护生态，进而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梳理这一文明精华，继承先哲理念，对于我们探索环保新道路，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和建设生态文明大有裨益。
朴素的生态观是中华古老文明的精髓
■阅读提示
中华古老文化内容极为丰富，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和谐思想是其基本内涵之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直接与人面对并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福祉的最基本的关系。古人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尚理念教育并引导着一代代国人“与天地参”，并为后人留下了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
中华古老文明的内容极为丰富，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反映人与万事万物关系的阴阳五行思想；二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和谐思想；三是反映人与社会关系的中庸思想；四是反映人与自身关系的修身克己思想；五是反映人与精神境界的天下大同思想。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因为其他几种思想都是要经过艰苦修炼才能理解和成就的，唯有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直接与人面对并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福祉的最基本的关系。通过对中华古老文明理念的梳理，我们发现各家学派尽管有许多观念相左或差异很大，但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却惊人地一致，都统一于“天人和谐”的生态观。
中国古代生态保护思想源远流长，除了初民时期对大自然带有迷信色彩的自然崇拜外，经过历史演进和文明水平提高，到了夏代之初，人们已经把生态保护上升到了较高的认识程度，并用法律形式加以约束(见《逸周书·大聚》)。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杰出人物继承了祖先朴素的生态保护理念，并发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道家学派创始人、春秋后期的伟大思想家老子及其理论继承者庄子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老子的生态理念，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为代表。所谓自然，即自然而然，不带有任何人为干预，“道法自然”，强调人们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它。老子进而强调:“道生之，德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第五十一章)意为“道”生育了万物，“德”畜养了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不恃功图报，关爱且不主宰万物，这是高尚的德行。最后的结论是“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即人要辅助万物自然生长而不能胡作非为。
庄子则在继承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创造。庄子强调对自然生态要“无为而治”。他说:“古之人……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而不夭……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他把“万物不伤，群生不夭”的良好生态原因归结为“莫之为而常自然”，即按自然规律去调节生态。庄子提出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一论断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精辟表述，对当今的生态文明观念有着积极影响。
以孔子为创始人和代表的儒家学派，更是以超凡的理论贡献，把生态保护理念推向了更高境界。孔子的生态观概括起来就是“天人和谐”、“天地人”并存共生的思想。孔子提出了“天地人”作为“三才”，是组成宇宙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他一生追求的是“仁者爱人，兼及万物”。然而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人们只顾乱世争雄，这些还有谁去听、去信、去做呢？无奈，他只得开出做人的最低标准:“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告诫人们不要把小鱼一网打尽，不要把归巢的鸟赶尽杀绝，并身体力行。
孔子的后人子思继承孔子的遗志，为实现“天人和谐”而大声疾呼:“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十二》)提出了真正的人性是顺应自然，尊重万事万物，帮助天地化育万物，与天地并立，除此之外均非人性的环境伦理。应该肯定，至此，中国古代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已经确立，是“天地人”并生共存的民族生态伦理观。孟子称之为“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并强调这是“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而荀子解释为“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他呼吁:“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龟、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荀子·王制》)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教育人们“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春秋繁露·求雨》)而道家的继承人淮南王刘安在这方面的思想也与“天人和谐”的儒教主张完全一致。刘安说:“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淮南子·卷九·主术训》)唐代儒学家韩愈则认为破坏生态环境者是“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唐·韩愈《韩昌黎全集》)意为天地万物你都不去怜悯，你的下场还能好吗？宋代程朱理学更是把先师孔孟“天人和谐”的理念奉为至尊，坚信并主张“天人一物”。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张载则强调:“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在公元前后由印度传入中国，在两晋南北朝大动荡时代得到迅速发展和传播，唐代达到鼎盛时期。佛教影响较大的禅宗强调:“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把大自然一草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存在。因此奉行“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权利的观点。佛教理论与“天人合一”的观点殊途同归甚至具有更高的境界。佛教的思想体系及其传播，对古代生态观的形成和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国古代杰出思想家鲜明的生态观——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体系是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他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的高尚理念教育并引导着一代代国人“与天地参”，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生存繁衍的生态环境。
推行生态保护是古代杰出君主的执政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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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杰出君主通过各种手段加强生态保护，如颁布法令，对自然环境实行强制性保护；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官员；用“封禅”、“祭祀”等形式威慑统领人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等。此外，不少君主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保护自然生态的活动。
在推进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中，不仅一大批充满智慧的思想家做出了功昭千秋的贡献，更有以推进生态理念为执政风尚的一批杰出君主，他们比较自觉地担负起生态保护的历史责任。
颁布法令，对自然环境实行强制性保护。据东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周公旦考证并论述，夏朝的大禹即制定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大聚》)西周文王专门颁布了“崇伐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说苑》)。虽很严酷，但已表明西周统治者对保护生态环境是何等重视。此外，周代还制定了保护自然资源的《野禁》和《四时之禁》。周代的生态保护法令几乎遍布于当时的各类典章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大约近5个半世纪，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激增，战乱频发，环境恶化。但在一代杰出思想家的探索和呼吁下，保护生态环境仍然引起了有识君主的重视。著名的齐国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最先提出了做君王的一般标准是“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对约束当时以及历代帝王保护生态环境起了重要作用。秦孝公在大良造(丞相)商鞅力主下颁布的《秦律》中，详细规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各种法规，强调违者将“被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秦律》做了修订，秦二世继位后，又进一步做了完善，使秦朝的环境法律更加完备。其中的《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都详细规定了关于按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植被、土地、河流以及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法令。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土的云梦秦简中的重大发现就是秦代《田律》，其中规定:除人死入葬伐木成棺外，其他的森林、水堤、田地、动植物等都在保护之列，违者处以严刑。
西汉平帝以诏书向全国颁布《四时月令五十条》对保护花草树木、鱼虫鸟兽、山川田野做了详尽规定。汉宣帝为保护益鸟下诏曰:“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班固《汉书·宣帝纪》)。
唐代对环境立法高度重视，几代帝王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对世界许多国家产生显著影响的最完备的封建法典。其中专设“杂律”，对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制定了系统、具体而严密的法令。后来的宋元明清朝的法令也延续了《唐律》的基本模式，对保护生态资源起到了重大作用。
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职官员。据考证，早在西周时期，从周文王开始就设置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保护生态环境，当时称之为“虞衡”，是专门掌管山林川泽的政府机构泛称，其主要职责是保护自然资源，制订相关政策法令并贯彻执行。史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柞氏”，掌政草木及林麓”(《周礼》)。
秦汉时期“虞衡”称为少府，设有林官、湖官、陂官、畴官等。隋唐时期，专门设立虞部，“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旧唐书·职官》)。宋元明清时期，元朝设有专门的虞衡司，宋及明清各朝均由工部主管生态资源保护事宜。唐代还把京兆、河南四郊300里划为禁伐或禁猎区，设置了专门保护区。
用“封禅”、“祭祀”等形式威慑统领人们崇尚自然，保护生态。中国古代帝王大都有祭祀登封名山大川之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至公元前89年，先后8次登封泰山。此后，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康熙、乾隆等或登封泰山或到泰山祭祀天地。古代帝王如此崇尚名山大川，除了宣扬他们的文治武功，以巩固统治地位外，还有震慑统领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的目的。对此，隋文帝杨坚于公元600年(开皇二十年)下诏天下给予了透彻的解释:“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隋书·帝纪第一》)。
唐朝皇帝对自然生态的崇拜更盛于隋朝，其历代帝王对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大肆祭祀封禅。《旧唐书·礼仪志》载:“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竟然把名山大川也封授各种王公称号。宋元明清也效法前朝之举，一以贯之。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时期，也以保护满族发祥地的种种举措，昭示了崇尚名山大川的生态保护理念。清政府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两次对长白山及周围广大地区下令封禁，并尊“长白山神”长达200余年。康熙、乾隆皇帝亲临吉林乌拉望祭长白山，且每年都隆重祭典，从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片“神山圣地”。
身体力行保护自然生态。尧舜禹汤之所以为后世所赞颂，是因为他们仁人爱物，以天下大同为己任，是孔子所极乐称道的理想君主。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仍，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一代霸主齐恒公发出呼吁，请求各国不要乱修堤坝，不要用河水损人利己(见《左传·齐恒公列传》)，但他的号召没有人响应，生态破坏已无法阻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他修订《秦律》并身体力行，登封泰山时，下令“毋伐草木”。西汉时，帝王们对保护生态资源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汉武帝刘彻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目标是“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重，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班固《汉书·卷五十八》)。隋炀帝杨广是史上有名的暴君，但他在开凿大运河时，命人在河畔种满了柳树，目的是使“树根四散，鞠护河堤”(《炀帝开河记》)。其实也起到了降噪除尘、清新空气、美化环境的作用。
唐代和北宋时期，都属于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时期。主要原因是和平时间较长，此外还有帝王们的高度重视。例如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封禅泰山时下诏:“近山十里，禁其樵采”(《旧唐书·本纪第八》)。这实际上是对泰山生态实行封禁保护，并对其他名山大川也先后实行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封禅泰山时也下诏“泰山四面七里禁樵采，给近山二十户以奉神祠，社首、徂徕山并禁樵采。”(《宋史·志·第五十五》)。
金世宗完颜雍是我国少数民族(女真族)的一位杰出政治家。他即位时，百废待兴，人们生活极为艰难。金大定6年(公元1166年)，他不得已下诏:“推恩天下山泽以赐贫民……唯灵岩五岳，留护灵脉，不在赐例，采伐者仍治以罪。”可见保护生态终是杰出帝王的夙愿。
践行生态保护是古代有识之士的优秀品德
■阅读提示
我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关爱平民百姓，还热爱和保护人类生存的自然家园。在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里革“断网匡君”、龚遂渤海种树、李冰修建“都江堰”等一系列感人事迹，他们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为普通大众做出了表率。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很多人更认为自己应“先天之忧而忧”。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范仲淹强调的“天下”，已非从一般意义上关爱平民百姓，而兼有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泛爱”。身体力行保护生态环境，顺应自然，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造福人类，成为了中国古代先进知识分子的从政品德，他们书写了诸多传诵千古的佳话和可持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光辉业绩。
里革与“断网匡君”。春秋时期的鲁国，鲁宣公姬馁在位(公元前608年~591年)，为保护生态，他颁发了禁止乱采滥捕的诏令，规定禁渔期。但身为一国之君的鲁宣公却自己违犯禁令，在鱼孕期撒网捕鱼。大夫里革见了毅然割断其网(罟)而弃之，并以古训“助宣气也”、“助生阜也”、“畜功用也”、“蕃庶物也”(对万物加以保护，使之繁衍生息，不能只用不养)严厉批评鲁宣公“贪无艺也”。鲁宣公听后说“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他命司官把网收藏起来，“使吾无忘谂(忠告)。”宫廷乐师存劝鲁宣公“藏罟不如置里革侧(身边)之不忘也”(《国语·鲁语上》)。里革不但没有被刑，反而得到了重用。
龚遂与渤海种树。汉宣帝时，渤海郡(今辽宁、河北的渤海湾一带)发生饥荒，盗贼并起，难以镇压。朝廷命龚遂任该郡太守。龚到任后，并未兴兵清剿，而下了一道文书:“持农器者为良民，持兵器者乃为贼”。其治乱方略中有一重要内容:要求属民每人每年种一棵榆树。不久渤海郡由乱而治，成为环境优美地区。汉宣帝大加赞誉，在全国推广龚遂的善举，并把辖区内植树绿化面积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一项标准。
李冰与“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岷江与成都平原顶端交汇点。这一带雨季洪水由山区夹带大量泥沙顺流而下，严重威胁下游的成都平原，淹没大量良田，而平时许多农田却因无水可灌，严重干旱，几近颗粒无收。战国时，秦昭王派李冰任蜀郡太守，李冰携其子详细勘察了川西数百里山川，并就地取材，因势导水，于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建成了集防洪、航运、漂木和灌溉于一体的都江堰。常璩盛赞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华阳国志·蜀志》)。都江堰是世界上最古老、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至今仍在发挥重大作用的生态环保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的主要特点是:不建拦河高坝、不积蓄大量江水、不人为抬高江面，巧妙利用而不改变长期形成的地形地貌，具有防震和消除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等作用，极具科技含量。唐代大诗人杜甫赞叹不绝:“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李白赞曰:“芳树笼秦栈，春江绕蜀城。”
刘彝与“福寿沟”。唐末，江西赣州屡遭洪水侵害，百姓苦不堪言。北宋熙宁年间，郡守刘彝上任后，经实地考察，科学地提出了根据城市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势特点整治的方案。以州前大街为排水分界线，西南部以寿字型挖沟，东北部以福字型挖沟，因地势而利导，把排水系统设计成集污水排放，池塘调节雨水流量和空气湿度，池塘停积淤泥、减少排水沟淤积、池塘养鱼、淤泥作肥料种菜等生态环境循环链系统。福寿沟以自然流向，把污水排出城外。又在出水口处建10余个水窗，当江水低于水窗时，借下水道水力冲开水窗排污；当江水水位高于水窗时，借江水之力自然关闭水窗，防止了江水倒灌。据悉，目前福寿沟仍在赣州老城区发挥着作用。
李泌与“相国井”。杭州因水而美，但历史上也常因水而患。唐代以前，西湖在杭州城墙外，仅为随海潮涨落的泻湖，随时可能被废弃。后任宰相的李泌到杭州任刺史时，见当时杭州人都饮卤水，极不卫生，就组织民工自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挖六井，只要西湖水不干涸，井池内日汲千万担水亦不干竭。西湖遂成为杭州居民的清洁水源。后人称六井之中最大的一口为“相国井”，以纪念这位唐朝宰相。
白居易与“白公堤”。距李泌开六井41年后，杭州又一任刺史白居易到任。此时六井与西湖的通道严重堵塞。白居易几经考察，认为急需组织民工疏浚六井。之后在钱塘湖上修筑拦湖大坝，将原来的湖堤加高数尺，减少了水患，百姓从此有清洁水可用，消除了水患侵害。白居易在《杭州回舵》诗中有名句:“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从此“西湖”盛名应时而出。时人把拦河大坝取名“白公堤”，以纪念这位大师级的官员。
苏东坡与“苏堤春晓”。北宋后期，西湖长年不治，严重污染，公元1089年，苏东坡到杭州任太守时看到荒草蔓延、臭水横流的西湖大为沮丧，于是上奏朝廷请求治理。他在奏章中写道:“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他动用大量民工，将运河深挖至8尺，使盐桥河与运河相通，流经郊区的茅山河与钱塘江相连，另在钱塘江南侧建水闸，海潮高时将闸关闭，潮低时开闸放水。水经过茅山河到达城北时，泥沙早已沉淀，清洁水流进盐桥河。在此基础上，扩大西湖湖面，清理大量淤泥杂草，在西湖上由南到北筑一条长堤，堤上遍植柳树、桃树，春天满目姹紫嫣红，故有“苏堤春晓”美誉。杭州也因此成为闻名天下的生态美城。“杭州若无白与苏，风光一半减西湖。”这是人们对曾任杭州“市长”的白居易、苏东坡发自内心的赞誉，至今广为流传。
先哲的生态观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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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系统完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文化体系，加强对国人的生态文明教育；二是不断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环境法律法规；三是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加大环境指标考核力度；四是坚定实施“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加大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坚持科学发展。
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精髓——朴素的生态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天人合一”、“天人和谐”、“与天地参”，是我国古代优秀思想家对中国和人类的巨大贡献。他们主张的“仁者爱人，兼及万物”的闪光思想，指引着几千年来的中华儿女树立了尊重自然万物的传统美德，约束着人们对大自然“养之有道，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从而实现资源持续利用和人类的永续发展。这一先进的理念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民族的思想观念上打下了深刻烙印；他们充满智慧的实践，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蓝天碧水。
当然，我国古代对生态的保护也并非尽善尽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时常发生。一是战乱对生态的破坏。例如春秋战国长期诸侯争霸，血与火的历史同焦土与尸骨共存，黄河中下游各国“以邻为壑”(《孟子·告子下》)，常利用江河水势损人利己，生态遭到破坏。另外，历代政权更替时期的战乱对环境的破坏问题也较为突出。二是人口激增引起环境恶化。例如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人口剧增，出现了“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管子·八观》)等问题，人们为争生存而盲目乱采滥伐，使水土流失，生态破坏。三是封建迷信对环境带来的污染。例如古代流行的炼丹，这些丹砂原料不少都富含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等元素，造成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四是少数地方燃煤对环境的污染。例如宋代的延州(今陕西延安)就出现了燃煤取火，“石炭(烟)亦大，墨人衣……‘化尽素衣人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沈括《梦溪笔谈》)，污染了空气。五是一些帝王大搞“政绩”、“形象”工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例如秦代大兴土木建造的“阿房宫”，不但动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且大肆砍伐各类树木，烧砖凿石建筑宫殿，周边生态环境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等。尽管如此，由于古代有识之士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觉醒较早，如前所述，积极采取了许多有效办法加以遏制，因此，使环境污染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没有对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产生大的影响。
综观我国古代生态保护的历史，有许多重要的启示值得重视。一是国家和社会长期和平稳定是生态保护的黄金时期。例如西周的“成康盛世”、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等。据考证，这些时期都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及其保护的最佳时期。二是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并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生态保护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作为文化精髓，深深地融入到世代国人的血脉中，形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格，这是一个民族有了深邃的思想文化才能培育出的高尚品德。三是经过历朝历代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严格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系列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我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强制性约束，是我国自然生态在历史长河中能得到较好保护的根本保证。四是一大批杰出人物的先进思想及其身体力行，为保护我国古代生态环境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五是顺应自然、科学治理，是保护生态、造福人类的基本定律。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
近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加上清王朝腐朽衰败、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疯狂蹂躏，使中国大地炮火连天，这段历史没有给国人以保护生态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紧接着就是3年抗美援朝，之后从1957年开始至1976年“文革”结束，直到1978年党的三中全会召开前，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无法把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上。概算起来，历史只给了新中国不到30年的生态环境治理时间。30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环境保护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资源日益稀缺的今天，我们正在以有限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要素，供养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着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因此，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时不我待。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保新路。
借鉴古人的经验，至少给我们建设新时期的生态文明提供4点启示:一是要进一步探索建立系统完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文化体系，加强对国人的生态文明教育，在全民族树立起生态文明荣辱观。首先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率先垂范推行绿色发展；其次要教育我们的人民树立低碳节约环保的生活方式，遵从古人“与天地参”的理念，树立“天人和谐”观；同时要教育我们的企业家，以低碳绿色发展为时尚，严格履行企业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社会责任，实现绿色发展；更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从小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以保护环境为荣，以破坏环境为耻，为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是不断健全完善并严格执行各项环境法律法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于1979年颁布，从1989年修改至今已经20年了，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一些环境单项法的建立和日臻完善，已经为修改我国的环境大法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建议应在适当时期，组织修订国家环境法，以完善环境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理环境。三是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加大环境指标考核力度。“十一五”环境规划实施取得可喜成果证明，考核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机制，建立严格的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考核项目应是包括经济增长、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社会和谐、文化繁荣、国民健康等在内的综合性指标。要加大绿色GDP的考核权重，制订和实施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激励政策，形成与有效约束相结合的严密机制和政策导向。四是坚定实施“转方式、调结构”的战略措施，加大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坚持科学发展。引导企业发挥节能减排、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主体作用，义不容辞地履行企业的环境责任，用先进的环境理念武装企业管理者，采用先进的科技和环境标准建设改造管理企业。规范监督企业节约能耗、治污减排，杜绝偷排漏排，尽快实现零排放和无害化排放。
最后，笔者用中国著名生态环境保护践行者、已故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生前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